弋阳腔的发展演变
弋阳腔的发展、演变不仅与社会环境有关，还在于它是适应了农民群众及手工业者的需要和要求，在他们的广泛支持之下得到了发展和盛行的。
从明代中叶以来代阳腔所演出的许多剧目，我们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它们所接触到的社会问题尽管和昆山腔的剧本也常有共同之处，也一样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谴责了专政的权臣和官官;然而它们却更多地是从农民的角度来反映和表现这些题材的，所表现的斗争生活，更富有农民想象的色彩。
在暴露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上，以及歌领正义者的反抗斗争上，还有表达反对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和幸福生活上，都远比文人士大夫的剧作更波辣，更大胆、也更坚决，并且带有农民的朴米的想象和理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这种刚健、质朴的特色，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弋阳诸腔剧种的风格。
显然，弋阳腔演出则目中出现的思想倾向和特色，是和它的主要观众即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及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相联系的。
明代正统以来，随着封建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加深了阶级矛盾，广大农民与皇族豪绅，勋戚官僚等贵族大地主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
在成化至正德之际，出现极为严重的流民问题，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在弋阳腔流传演变的主要地区，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就已有了较高的发展，而且在嘉靖年间，在陶瓷业和制纸业中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萌芽，所以有一部分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的农民，就流向城市或市镇，变成了手工业工人。
他们为反对厂主的利削和官府的压杯，不断进行反抗和斗争，如嘉靖十九年(1540)景德镇陶工因岁饥起义;嘉靖二十年(1541)乐平陶工反对浮梁陶主剥扣工资的斗争;嘉靖三十五年(1556)前后，弋阳、上饶之间横峰陶工的反饥饿斗争，以及万历二十九、三十年(1601-1602)在全国反监税市民运动中，景德镇镇民反矿监潘相的斗争。
因为不少的手工业工人，出身农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思想与农民阶级还没有出现太多的差别。
所以，在这一带生长、发展起来的弋阳腔，能够较突出地反映出农民的反抗情绪，并非偶然。
它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不仅对南北各地的农民有普遍意义，并能够很快地得到他们的广泛支持;而且也博得了众多的手工业工人的拥护。
未经有芝期士回答允许不得转载本文因常内容特，否则将视为侵权 弋阳腔能够在各地演变为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的弋阳腔声腔系统，就它本身来说，则是因为弋阳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这种适应性就是南戏固有的那种民间艺术创作的传统在它的身上保存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它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所理把相各条题料总老角干，思清千铁。
一、“改调歌之”。
《静志居诗话》中记述梁辰鱼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传奇家别本，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惟《浣纱》不能。
”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除《院纱》外，大量的昆山等腔的传奇剧本，弋阳腔都可以采集来上演的，所用的办法就是“改调歌之”。
后来的事实，是《浣纱记>也被改调而歌了。
从事这种改调歌之的人是“弋阳子弟”，即艺人自己。
“改调歌之”，从声腔来说是把原系昆山腔或其它声腔剧种的剧本改用自己的弋阳腔来上演。
在有了“加滚”的办法以后，更可以加入曲文丰富原作的内容并加以通俗化。
从一个曲调来说，则是指同样一一支曲牌，弋阳腔艺人在演唱时，却根据自已的语言特点及演唱风格把它加以变化了，这就使得一首同名的曲牌到了弋阳腔里就变了样子，别有一番风格面貌。
这后一种情况，在当时海盐、余姚、昆山诸腔中也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种区别，也就不会有各种不同声腔的存在。
只是由于这三腔都用吴浙音，语言音调相近，所以曲调的变化、风格的差异就不如此显着，相比之下，弋阳腔善于改调而歌的特点就更加突出了。
弋阳腔的这种特点，正是南戏“随心令”、“顺口可歌”的民间戏曲艺术特征的继续和发展。
二、“错用乡语”。
《客座赘语》曾把弋阳腔与海盐腔加以对照，说：“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土客喜闻之;海盐多用官话，两京人用之。
”明确指出弋阳腔“错用乡语”这样一种在演唱方面的特点。
弋阳腔在演出活动中随着流传地区的不同，常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这种情况尽管在上层社会的观众看来不免失之鄙俚，但却为一般中下层观众所普遍欢迎。
反之，正因为观众喜闻乐见，也就会继续促进这种特点的保持和发扬。
艺人在演唱中“错用乡语”，有利于它每到一地，很快就能与当地语言结合起来，面38语言上的变化也就会促使音乐上的变化。
因此，当弋阳腔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更使它易于在某些地区生根，演变为当地的声腔剧种。
一生也子日质基据极织复。
三、弋阳腔还具有“向无曲谱，只沿土俗”(清·李调元《话》)的特点，这说明它在流传中并无固定的曲谱规范，更不像昆山腔那样格律谨严，纯粹是民间口头创作出来的土腔土调，弋阳腔艺人在演唱中有很大的创作上的灵活性，并可以加以即兴的自由发挥。
这一特点，不仅有助于与各地语言的结合，而且对吸收、融合各地的民间音乐，如民歌等，促成声腔的地方化，形成新的地方声腔剧种，同样起很大的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在弋阳腔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着，而是彼此相通互为影响的，它们反映了弋阳腔具有强烈的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却正好说明它是植根于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及广大中下层观众中的声腔剧种，是依据他们的要求、欣赏习惯而变迁的。
由弋阳腔发展变化而来的青阳、徽州、四平等腔，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在民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清中叶“花部”的勃兴有着直接的影响。
与此相反，另一个支派京腔，却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它的情况，我们在下编结合地方戏的兴起再来叙述。
